有本书非常有意思，书名叫《中国缺什么，日本缺什么》。作者是日本人近藤大介：明治大学国际日本研究学院讲师，负责东亚理论课；日本《现代周刊》前副主编；日本最大综合性出版社“讲谈社”驻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；《看天下》和《经济观察报》的专栏作家。
书里面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，即日本人表现出的认真负责，其实是一种逃避更大责任的方式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明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谈判时，常常会出现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，比如这样的对话：
日方董事长：“我向您汇报一下，我公司董事会已经同意了和贵公司的合作项目。”
中方董事长：“也就是说，您个人也同意了这个项目，对吗？”
日方董事长：“这个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决定的。”
中方董事长：“但是您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领导者啊，所以您肯定也有发言权吧。”
日方董事长：“我只能说，这个项目是我公司董事会决定的。”
中方董事长：“那您个人是不是反对这个项目呢？”
日方董事长：“我只能说，这个项目是我公司董事会决定的。”
这样的对话让中方感到很困惑，您到底想表达什么呢？您作为董事长，难道不支持这个项目吗？那我们还合作什么呢？而日本人也觉得很奇怪，我们已经同意了这个项目，你们还问这么多干嘛？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？你看，一个明明已经同意了的项目，还能陷入僵局。
为什么日本人要这样说话呢？这和日本文化有很大的关系。在日本文化中，个人是要服从集体的，不能突出自己，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。所以，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，要隐藏在其他人或者东西的背后才能说出来。这是日本文化的特点。
这一点也反映在日语的语法上。我们汉语说话时，通常会把主语放在句子的开头，比如我、你、他等人称代词。西方语言也是类似的。但是日语不一样，日语很少用人称代词作为主语。比如我们汉语说我做好了饭，日语就直接省略掉主语，比如我们汉语说董事长同意了某项目，在日语里就会变成某项目被董事会同意了。那到底是谁同意了呢？没有明确的主语。所有人都不想单独承担责任，要隐藏在一个集体之中，并且把主语放在宾语之后才感觉安全。
有一部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，它是在公元年左右，中国在北宋时期，由日本贵族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。这部小说有近万字，被认为是日本文学史上的杰作。可是这本小说里，几乎没有人名，你只能靠猜来知道谁在说话，谁在听。
这就是日语的特点，叫做物语。物语就是说，日本人不太在乎谁是谁，他们只关心事情本身。他们觉得人都是藏在事情后面的，不用露面。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布偶游戏，你躲在沙发后面，然后用一个玩具熊来说话。
有这么一个事，说得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问他的学生，英文的Iloveyou怎么翻译成日语？学生们想了想，给了几个答案，夏目漱石说都不对。他说日本人要是想表达爱情，就会说今夜月色很好。这话听起来很美，很含蓄，但是换个角度想想，这不就是日本人不敢正面说出自己的感情吗？这不就是一种逃避吗？
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对日本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有更深的理解。比如说日本天皇为什么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的后代？中国人恐怕会觉得这很奇怪，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天下有能者居之，改朝换代，皇帝轮流做这不是很正常嘛？但其实天皇根本就没什么权力，真正掌权的是幕府将军。天皇就是个摆设。
中国人觉得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，要么有人会忠于皇室拨乱反正，要么有人会篡位当皇帝。可是在日本，这种情况维持了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皇和幕府将军都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他们都可以推卸责任。将军可以说我是代天皇执政的，出了问题，天皇负责。天皇可以说我只是任命了将军，我没权力干涉他的决定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特别崇拜曹操，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他和汉献帝的关系不就是天皇和将军一般无二嘛。
这样一来，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，不用担心后果。这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人生哲学：逃避责任。比如在二战时期，日本犯下很多罪恶，那到底谁该负责呢？按照日本宪法，天皇是最高决策者，可是天皇说我只是礼貌性地参加了会议，并没有真正同意军部的计划。军部呢？他们说我们都是按照天皇的意志行事的。你看，他们都在推卸责任。
年12月7号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到底是谁下的命令呢？天皇？首相东条英机？还是其他军部高官？到现在也没个清楚的答案。日本就这样被一群逃避责任的人带到了灭亡的边缘。近藤大介认为，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问题。每个人都想躲在一个掩体后面逃避责任，可是从外面看来，他们不但逃不掉责任，反而造成了国家的悲剧。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来看日本文化和社会，也许我们更能够理解日本人的行为和思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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